来自江西省多个部门的调查人员，正在为赛龙与共青城的“争吵”寻找一种答案，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次“政商”关系复盘。一个是刚刚从上一次“死亡”中“复活”的企业，一个是新近建市并雄心万丈的政府，二者从2010年通过招商“闪婚”，到2013年陷入困境，蜜月期结束。此后重组过程复杂，细节众多，双方关系趋于紧张，并最终崩裂。但这一切，若置于手机行业与地方招商的主线条与大江湖中，一切似乎又如同命运般难以逆转，充满隐喻。

一线调查

赛龙在共青城的复活与死亡

究竟是“绑架”还是“营救”，是“正常死亡”还是“谋杀”?江西共青城，一家名为赛龙的企业之死，引发各方针锋相对的“阐释”，造成舆论漩涡，也给招商构建的“政商”关系带来一次特殊的检视。

整整十年前，总部位于北京的“赛龙”就死过一次，彼时舆论惊呼“手机设计产业旗帜”倒下。代小权接过其深圳部分，三年后，2010年，赛龙在共青城满血复活——从过去的设计主业，延伸至ODM。

“两个月签约投产”的速度背后，是共青城这座新建城市的招商饥渴，以及，从中央到省里的特殊重视和期待。共青城一度宣称，要成为“北上深”之外的第4个手机产业基地，规划了万亩产业园，计划2015年实现整机产量过亿台、销售产值破300亿元。

结盟之时，共青城许诺解决两亿元融资——其前一年的财政收入才刚两亿元。更多优惠政策，足以让二者甜蜜启程，飞快推进。此后两年，赛龙税收、就业贡献颇巨，也不断登上地方媒体头条。但2013年，企业走向困境——企业认为地方抽贷所致，而地方则称市场使然。

矛盾在重组中升级，政府认为给赛龙的融资系国资，不容损失;企业则认为政府这个特殊的债权人，已然超出了其权利边界。双方的斗争，最终被媒体具象化为两个人：赛龙董事长代小权和时任副市长詹政。前者因涉嫌个人逃税被限制自由，后又以公司逃税被公诉，一审获刑两年。后者则在卸任副市长回到学校后，仍被媒体和律师追问，被纪委喊去聊天。

反观双方，政府招商和企业发展，都曾依靠甚至依赖“优惠政策”，但当市场开始给出更为残酷的选择之时，这种依托优惠政策发展的模式，便有了宿命的味道。然而，中国经济的升级换挡，却恰恰取决于地方政府和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赛龙式宿命”的纠缠与禁锢。

“复活”与“闪婚”

“中国手机设计研发旗帜倒下!”2007年6月29日，中电赛龙正式宣布倒闭，引发行业媒体惊呼，玩设计的，正在没落。

当时，中电赛龙仅拖欠物业公司的费用就达400万元，而媒体报道法院查封中的资产只有47万元。员工讲述，实际上当年4月，即已开始拖欠工资。

Cellon International(赛龙国际)，由孙景春等人于1999年11月在美国加州硅谷设立，当年就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CEC)在北京成立合资公司中电赛龙(中电赛龙通信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CECW)。

2001年10月，中电赛龙并购飞利浦手机研发中心。当年，飞利浦净亏26亿欧元决定重组手机产业——将其设计及制造业务完全外包。当时外媒称，这是一个熟悉的套路：把亏损的东西交给更廉价的亚洲去做。

伴随收购的，是绑定协议：飞利浦的手机设计必须从赛龙购买。收购之后，2002年，“赛龙系”的发展进入顶峰，员工过千，是世界最大手机设计公司。

“2004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创下了出货1260万部的纪录，那年我们的销售额超过了1亿美元!”中电赛龙曾经的“No.7员工”陈征，在2007年向媒体回顾称，2004年时，中电赛龙通过了美国证监会的审核，已经准备登陆纳斯达克了。

但高潮转瞬即逝，2005年后，技术革新让手机设计迅速变得容易起来，一年内，毛利从70%跌至30%不到。赛龙的大佬地位随即塌陷。除去这个大背景，赛龙设计在业界闻名的拖沓，也是必死之因。更有与制造商矛盾等原因。

2007年的那次“死亡”，尾声甚远：当年6月注册成立的北京景山创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由中电赛龙一位高层创立，英文名NOLLEC，刚好与赛龙英文字母次序相反。2015年最后一天，石岘纸业公告欲以17.1亿元购买该公司100%的股权，最终无果，但这曾引发网友对赛龙往事猜测。

代小权，这位曾经赛龙的高管，在2007年接下赛龙深圳公司，重组，并出任深圳赛龙董事长。2011年初，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顾了2007年拒绝老客户飞利浦设计订单的往事(当年也存在另一个版本媒体报道，即赛龙与飞利浦交恶)，并表示自己当时坚定向运营商定制方向转移，聚焦拉美市场。

此后，曾有核心创始人员离开：“他们临走的时候都扔给我一句话，你要是真把这个事做起来了，你就是神人。”

2008年12月，新赛龙一次接到几十万台、2000万美元的订单，证实了这次主线调整正确。从2007年到2010年，媒体写道：“代小权想想赛龙死里逃生的这三年，‘如果知道后来有那么多困难，没准也不敢干。’”

由于从设计主业，延伸至ODM，建厂成为新的需求。于是，一场“闪婚”在共青城登场。

2010年4月，代小权到共青城考察，7月签约，9月投产。“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奇迹，如此高效让他们公司非常吃惊，但更让他(指代小权)佩服的是，政府的每一个承诺都一一兑现。”据江西媒体，当年9月26日，在南昌举办的第五届中博会共青城专场中，代小权用中文和英文，讲述了他与共青城结缘的过程。

那是一场规格惊人的招商推荐会：“是历届中博会第一次对一个县级区域进行的专场推介，也是历届中博会第一次由团中央主办的专场活动。”

也是在2010年9月，共青城，这个全国唯一以共青团命名的城市，正式建市。此前，那里不过是九江市内的一个开发区。

新的赛龙，新的共青城市，在那年开始蜜月。即使在今天的争吵中，他们双方似乎也很少提及那一段开始。但迄今，当地官员也和当年的代小权一样，为那次“闪婚”的速度和效率惊叹。

速度与饥渴

“闪婚”一事，也被共青城地方志记录：赛龙，是在2010年5月江西省香港招商会上与共青城结缘，会上通过省领导对共青城高位推荐，“让赛龙公司对共青城产生了投资考察的意向”。“7月19日在南昌正式签约，9月6日三条手机生产线投产”。

“百亿量级终端的移动互联时代扑面而来!” 2010年10月22日，共青城，江西省政府主办的手机产业论坛上，《手机圈》总编蒲元彬在台上讲道。但他也同时问众人：相比于北京、上海、深圳，共青城何以成为第4个手机产业基地?

代小权，坐在听众席第一排聆听，旁边，是当时行业里的大佬们，以及从国家工信部到省市的各级领导们。共青城在这次论坛上，发布了万亩手机产业园规划，并称将在2015年实现高档手机整机生产产量超过1亿台，实现销售总产值将超300亿元，到2020年，产量将超过3亿台，总产值超1000亿元。

如此宏大目标背后，是来自中央和江西对共青城的重视。2010年初，江西省政府将共青城写入其政府工作报告：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把共青城打造成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探索的试验区……

事实上，9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前往共青城视察，从知青拓荒到建立农垦场，再到开发区，共青城过去始终归九江市管辖，但却比自己所在的区县及周边区县，高半个级别。

九江市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员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证实，建市，实则在2009年初即已敲定。“大家很振奋!当时号称20万人口，但实际也就是十万多一些。规划、建设、招商，所有事情必须快，你要让领导看到成果啊。”

赛龙从签约到生产，只用了两个月，这只是“共青城速度”的一个普通例子。当地媒体报道更多的，则是一位台商认为政府需要三个月才能平整的土地，政府只花了十天即完成。

没人能解释共青城基于怎样的科学调研和判断，做出了“万亩千亿”的手机产业规划。但彼时贵为“摩托罗拉手机主要零部件供应商”的赛龙集团，在2010年8月当地注册共青城赛龙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共青赛龙”)后，9月即实现投产。

据媒体报道，同年9月3日，时任九江市委领导会见了赛龙通信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赛龙”)董事长代小权一行。“双方就加快推进共青城赛龙手机产业园项目的有关事宜进行了友好磋商。”

根据双方商定的相关条件：赛龙手机产业园项目总投资12亿元，主要包括手机产品研发、测试、生产、组装和物流等，整个项目分两期完成，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达60亿元。

优惠与绑定

记者获得一份带有骑缝公章的共青城开发开放区管委会与赛龙深圳公司签署的《投资合同补充协议》。这份“补充协议”基本勾勒了共青城为引入赛龙开出的优惠条件。

根据这份“补充协议”，这些优惠条件，几乎涵盖了企业税收、企业高管税收、土地、设备采购、生活配套设施建设的全部环节。更为重要的是，共青城政府承诺，作为招商引资的条件，政府将为进驻共青城的赛龙，解决2亿元人民币贷款的融资问题。这一承诺，被作为补充协议的条款，写入了招商引资的合同当中。

补充协议的第三条显示，鉴于乙方(赛龙)本项目和合同条款将给乙方增加物流时间及物流费用，此外乙方还需建设工厂，作为本合同的对价之一，甲方(共青城政府)同意通过银行或其他融资平台确保为乙方当地公司坚决2亿元融资信用额度用于流动资金、设备采购等(如果不是融资租赁，乙方可以支付融资额20%定金)。

双方商定，上述融资条件按3个分期进度分别到位。第一期：在乙方当地公司注册后2个月内(以颁发营业执照日为准)，集团所有主要业务往来全部转移至江西共青城后，5000万元人民币融资款项到位;第二期融资款项的到位条件，为赛龙在当地注册公司满三个月，且按照双方的约定，项目开工建设，此时，将再有一笔50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款项到位;第三期融资到位的对应条件，则相对简单，赛龙在当地注册后的6个月内，剩余1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到位。

上述融资贷款期限确定为1年，利率按银行同期基准利率，超过基准利率部分由甲方通过财政贴息解决。赛龙方面同意上述融资由贷款人进行监管以保护资金安全。

2亿元人民币的融资额度，即便在2010年时，也并不算“天文数字”，但是，此时的共青城，尚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财力并不充裕。根据当地公布的财政收入信息，2009年全年，共青城财政收入为2亿多元，2010年则为3.5亿元。在如此状态下，共青城方面对赛龙的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

记者多方采访获知，除此之外，在财政收入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共青城方面还对赛龙给予了诸多的优惠。在土地方面：共青城还在此补充协议中提供了500亩工业用地和200亩优惠商业用地给赛龙深圳公司。

双方商定，这500亩工业用地交易价格，采用“投资合同约定的土地使用款项(国家基准价4万元/亩)在乙方设立公司，获得土地使用权后一个月内，一次性全额扶持乙方当地公司用于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熟悉此类运作的人士告诉记者，这也就是说，赛龙深圳公司实际上缴纳的这500亩土地款，转一圈后又会回来。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共青城白送了500亩工业用地。

光荣与陷落

除了工业用地外，共青城方面还承诺提供给赛龙200亩商业用地，价格优惠，其用途为配套建设专家、客户休闲会所、住宅等商业开发。记者掌握的材料显示：这200亩商业用地分为三部分，其中100亩位于工业新区，即与500亩工业用地相连;另外50亩在共青城城区，还有50亩在鄱阳湖湖畔。

这其中，工业新区内的100亩土地，其挂牌价为11万元/亩。在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共青城方面承诺在乙方获得商业用地土地使用权三个月内，以企业技术扶持资金方式，扶持赛龙300万元。

“这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比较常用的手段之一。”一位国土系统的官员告诉记者，“由于国土资源部严格禁止零地价招商出让，地方政府就演化出了通过各种补助、奖励将等额土地价款，分期或者定期一次性给予招商企业的方式，从而大幅降低了企业获取土地实际支付的价格。这种手段非常常见。”他说。

按照共青城与赛龙的补充协议，这意味着，赛龙方面实际只需要支付800万元，就可获得这100亩商业用地的使用权。

至于共青城区内的50亩商业用地的条款细节则显示“主城区50亩商业用地挂牌有第三方成交后的溢价部分，由甲方在成交日起三个月内，将溢价部分一次性全部奖励给乙方当地公司用于扩大再生产”。这意味着，共青城在吸引赛龙深圳公司落户时，还另外在城区内找了一块商业用地来拍卖，把拍卖所得超过每亩20万元的溢价部分，奖励给了赛龙深圳公司。

除此之外，共青城还设置了其他激励条款，来激励赛龙深圳公司在当地加速发展。如乙方承诺2010年在共青城实现主营业务5亿元，如达到这一目标，共青城一次性奖励给乙方500万元人民币，且该奖励无须退还。2011年乙方在共青城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0亿元时(对应的税收全部留在共青)，则共青城应当在2011年一次性奖励乙方500万元人民币。当然，这笔奖励也无须退还。

如此“血本”，也不难理解共青城对于赛龙对当地经济贡献的“厚望”。以至于当赛龙出现危机之后，时任共青城副市长的詹政，曾对媒体公开表示，“绝不能让政府资金出现问题。”足见共青城与赛龙在当地经济层面的“相互绑定”程度之深。

解决3000人就业，九江市纳税第一，一度进入江西省二十强民企。在共青城采访时，没有人否认这一成绩，即使持有敌对态度的官员，也在私下里表示刚开始那两年，共青赛龙表现优异。而在本地报纸《共青城》报上，赛龙会时不时地出现在头版文章中。

好时光，持续到2013年春天。 当年6月，代小权写下最后一条原创微博：“陪孩子休息两天，Miami(美国迈阿密)现在是度假淡季，人少，干净，放松一下，回去再战!”尴尬的是，两个月后，他的员工在这条微博下质问何时才会发工资。

共青城的官员则一致称，在这一年春天，赛龙即已出现危机。那个在微博上时常以手机江湖“老人”自称，时而感慨行业变化之快，惋惜赛龙曾错失上市良机的代小权，迎来了大麻烦。

进入2014年，当地警方以他个人涉逃税为由，将身份证和护照收走，不许离境。

破产与重组

2011年，业界传谷歌将收购摩托罗拉。彼时，赛龙深圳的一位联合创始人，发微博调侃赛龙是过去十年里最神奇的企业：它的客户西门子、阿尔卡特、飞利浦、摩托罗拉逐一被其他公司收购。代小权则回应称谷歌收购摩托罗拉，对赛龙是件大好事。

相比之下，赛龙在2012年登上《共青城》的次数和位置，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当地更多将一个投资80亿元的光伏企业作为重点进行报道。“大干快上”“跨越式崛起”这类词描述的则是其他企业和项目。

当然，如果翻开共青城市地方志，即使在2011年，赛龙也不是当地最大的引进项目。

2013年的危机究竟是如何开始并逐步深化的，各方说法存在差异。企业认为是政府换届后出现抽贷导致，而政府则称企业“共青赛龙在2012年起摩托罗拉的订单骤降，其很多贷款都是用信用证或订单做抵押，故银行缩减其贷款规模。”

记者从当地证实，在2013年赛龙出现拖欠工资、原料款及工程款问题后，时任分管金融工作的副省长曾专程前来调研。“对赛龙帮扶作重要指示，要求各金融机构服从大局，支持赛龙，做到不抽贷、不压贷、不减贷。”

记者还从公开出版物中证实，上述调研发生在2013年8月9日，陪同省领导调研的有江西省工信委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副行长、省银监局副局长、省政府金融办领导等。

不过，对于2013年时赛龙的状况，双方存在巨大争议。代小权则在看守所向钛媒体回忆称：2013年6月开始由于华为手机业务需求上升，赛龙公司两个月的在手订单近10亿元，全年近60亿元。

这一年年底，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系主任詹政，接受省委统一安排到共青城市担任副市长，任期两年。他作为政府主管官员参与了赛龙公司的处置工作。

詹政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政府介入赛龙重组，一是因为代小权恳请政府帮忙;二是政府因为曾给赛龙融资尚未收回，为了保护国资不受损失。

对于为何不先进行破产?詹政称自己曾向市委作出破产建议，但相关领导担心破产会让国资受损未采纳。按照此说，破产已经不再是选项之一。虽然在关于企业陷入困境的诸多论文中，论者普遍认为先行破产再进行重组，是最为合法合规的处理办法。

詹政的一名学生在撰写的论文中，曾以赛龙为例，讲述他们曾根据“收回国资”这一目标，设计了重组路径。其引用的“企业内部资料”及审计报告称，共青赛龙存在向赛龙深圳交易及输送资金的情况。

而记者获得的一份资料称：2010年主营业务收入3.54亿元，净利润0.07亿元;2011年主营业务收入10.88亿元，净利润0.19亿元;2012年主营业务收入20.18亿元，净利润0.68亿元;2013年主营业务收入7.63亿元，净利润则为负4.01亿元，四年累计亏损3.07亿元。

此外，双方还就缴税等细节存在不同说法。比如企业指责政府未将应返还给企业的税收资金返回给企业。而政府则称返还的前提是企业应该先足额缴上……

诸多争议，因为双方均未完整出示相关证据而被舆论指为口水战。但当地官员和代小权的律师都指出，因为赛龙涉逃税案件正在二审阶段，这些证据不适合放出。

代小权在2014年被限制人身自由，企业方称，代系被詹政等人带警察非法拘禁，而詹政则称他是应代小权请求，带警察把代小权从找他讨债的黑社会手中救出并保护了起来……

代小权一方指责詹政借重组索要股权，而詹政则否认并称“问心无愧”。

宿命与启示

记者从当地证实，江西省多个部门已经派员调查此事，而当地相关部门也表示已经将所有涉及赛龙的资料上交并配合调查。

来自当地官方的资料，回忆了赛龙陷入困境之后的四次重组，以及失败的主要原因：第一次为台湾信亿在2013年10月至2014年9月间，由台湾信亿收取一定报酬和资金占用费，向赛龙提供运营资金及材料采购款，但因“双方利益分配不均，导致矛盾重重，最后台湾信亿退出”。

第二次发生在2014年9月至2014年12月间，“在赛龙推荐下”，共青城市市政府与北京猎象资本签署合作备忘录，随后猎象资本引入四海股份主导重组。“四海股份制定的方案，紧紧围绕深圳赛龙的核心利益进行设计，严重损害政府的利益。期望在通过该方案做实深圳赛龙对过共青赛龙的3亿元出资，且忽略了香港赛龙、成都赛龙等外设机构占用共青赛龙资金的现实。”

第三次由北京猎象重组，则出现了前述1.5亿元资金被转走的问题。

第四次则由四川发展资产管理公司在2017年7月开始进行重组，但“共青赛龙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例77起、被9次纳为失信人;深圳赛龙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例有85起，被14次纳为失信人，川发资管认为合作有障碍”。

“这么多次重组，都失败了，可见这条路是不是根本就走错了?破产，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政府的债务完全灭失啊，所以这件事还是应该从最初的介入上就进行反思才对。”国内一位多次参与企业破产重组的律师告诉记者，他认为这件事背后仍存在一些蹊跷，留待查明。

“过去是全民炼钢，现在是全民招商。尤其是县级政府，落后地区，竞争很激烈，大家争着给企业更好的政策，但这会不会导致有的企业就是为了套政策资金来的?”九江市以为要求匿名的官员认为，这些年国内的招商，正在引导企业家变为“外商”“外国人”，再回来享受政策。

共青城商务部门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在过去几年中，先前引进的40家手机及相关产业企业，“跑得只剩下10来家”。

那个曾经年产1亿台产值300亿元的规划，也被证明未能在2015年实现。不过，记者注意到，当年，《共青城》报还报道称有另一家企业进驻，同样，准备建设手机产业园。

原定于11月2日开庭的，赛龙涉逃税罪上诉案件，因辩护方新提交证据，延期。

代小权的律师谢民告诉记者，两年前既已得知代小权和赛龙的遭遇，一年前正式介入，他们是一个四人律师团队，曾对此事做大量调查，包括上市公司用于重组的1.5亿元的去向问题……他们转达代小权观点：若非政府介入，重组早已成功。

詹政则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指出自己尽力挽救企业，未有对方指控的非法拘禁、索要股权等行为，自己“问心无愧”。他婉拒记者采访时称，自己不是重点，在政府工作序列里，他既非党员，也没有政府工作经历，“仅仅是个来挂职锻炼的教师”。

不过，在等待来自法院及调查人员的答案过程中，如前述官员所讲，当地官员似乎已经开始，从招商导致的政商关系这个层面反思这场“婚姻”，且充满了宿命论的意味。